小时候的我，眼睛又大又亮，眉毛又粗又长，头发又黑又密，家人宝贝得不得了，照顾有加，生怕我磕着了、碰着了。邻里都称呼洋娃娃！
五岁那年，父亲从沈阳调动回南方，我的美好生活也从此画上句号。
那个时候，回家被揍成了每周必修课，口头上揍，手头上揍，精神上也揍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关于父亲的记忆只有两件事，一个是他打我的场景，一个是满脑子想着怎样逃脱。他从来都是以一位严父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，板着脸教育，很难亲近。
而有一天下午，父亲突然对我说：“今天陪你做好玩的东西吧。”我很惊讶，如此严厉的父亲居然要陪女儿做玩具？我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，“做了你就知道了”。他让我拿来了一个鸭蛋壳，一个小男孩经常玩的弹珠，一根蜡烛，以及一些纸、笔和剪刀。随后，他教我做了一个不倒翁。做完之后，他向我演示效果，他说通过弹珠的质量，将重心压在下边，你怎么推这个不倒翁他都不会倒。
为什么要做不倒翁，不倒翁代表了什么，父亲只字未提。但这个场景，这个片段，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！
父亲早年在沈阳的国防部科工委工作，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相关工作，既是科学家、又是军人，既有科学家的审慎和沉思，又有军人是阳刚和冲动。对于我的教育，是一种“军人＋科学家”思维的结合，简洁、粗暴、直白、克制、冷酷，绝无为人父母天生该有的柔情与浪漫。总之就是把我当男孩子养，不让留长发、不让穿裙子，在肉体上惩罚，在精神上控制，在情绪上压抑。往好里说是一种挫折教育，但留给我的记忆，只有挫折、挫折、挫折和挫折，教育已经被掩埋在挫折情绪泥潭下，消失殆尽。
但我知道父亲是深爱着我的，他会努力工作，给我多到让身边小朋友都嫉妒的零花钱，在每次揍完我之后，都会沉默一会儿，然后骑着那辆28寸的凤凰牌自行车去市中心带回我最爱的哈兜（杭州话-就是泡芙），并装作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。后来我渐渐明白这是一种特殊的道歉方式，只有我和父亲明白。揍我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，只是这个手段，凝结了太多他们那个时代的影子。
他们那个时代，有太多威胁要去面对，有太多困难需要去克服。饥饿、贫困、战争，时时悬挂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须不断强劲自己的体魄、砥砺自己的心灵，在一次又一次打击面前重新站起。父亲当年在科工委顺利完成了任务，拥有漂亮简历与成果的他，本应能顺利回到上海老家，继续发展自己的科研事业。奈何人事调动不公，分配他去海宁当中学老师，让他完全失去了继续从事飞机发动机研发的机会。教我做不倒翁时，他正在海宁中学教数学教英语，那是他人生的低谷，但是他绝对没有放弃。我依稀记得，不倒翁做好之后，还有顺手用纸做了一个白色的锥形帽，套在了不倒翁的头上，当时不理解，后来书读多了才知道，带这个帽子的人往往都是被人批评和嘲讽的对象，他们往往因此一蹶不振，放弃追求美好的生活。
我想，父亲将白色的锥形帽套在了不倒翁头上，其实是自我认知的一种表达，他不屈服于时代与环境的限制，一边忍耐，一边蓄势而发，就像不倒翁一样，无论遭受怎样的击打，终究会再度站立，再度实现自己的愿望。事实也是如此，父亲后来如愿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杭州，成为科研所的所长，继续他的科研事业。他们那个时代，有太多他这样的人。
父亲是真正的男子汉，他也想通过自己的方式，将我培养成男子汉的接班人。今天我想感谢他，让我变得坚忍而充满斗志；唯一遗憾的是父亲始终没有意识到，我是一个女娃娃。
父亲过世已经六年，我想和他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。或者说，我想代表我们这一代人，和他所处的时代进行一次对话：关于理想、关于生活、关于成长、关于教育、关于时代的进步与退步，关于一代人的发声与缄默，关于两辈人的对抗与传承。
此次展览中，我一共创作了9个不倒翁娃娃，还有一些代表童年回忆的意象，她们呈现出我个体生命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状态，或者懵懂、或者开心、或者失落、或者兴奋、或者沮丧、或者幸福、或者哀号。她们有吹着自己的泡泡糖，单纯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看上去与世无争、无忧无虑的样子。但其实，她们的都拥有刚强的重心，无论如何推打，都无法改变她们或他们泰然挺立的状态。
我想，我们所处的时代，经历的并不比我们的父辈多，也并不比我们的父辈少，我们一样要对抗外在的强大的敌人，也一样要坚定内在不服输的自信，只是我们在他们辛劳的基础上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现在的我们，像娃娃一样动人美丽，也像不倒翁一样百折不屈！